法德互补合而为治

法德互补合而为治

——在参加彝良县2023年政法队伍政治轮训会上的讲话

昭通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昭通市委政法委原常务副书记周维彬

很高兴来到罗炳辉将军的故乡，我们红色基因的传承地彝良。今天来给大家座谈交流下学习心得体会，到了我们彝良，很受感动，因为彝良是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徐洪刚的出生地、成长地，而我也有幸曾经在90年代产生英雄的时候参与过、见证过当时那个过程，所以说见义勇为在全国出现那么一个英雄，也是我们昭通的骄傲，更是我们彝良的骄傲。

今天要讲的这个课题是法治与德治，大家知道，我们有文字记载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里，无论是盛世的开辟还是国家强盛，民族幸福富裕，都是法德互补、合而为治的结果。所以，今天分享两个篇章，即法治篇和道德篇。

法治篇

通常来说，但凡国家走入困境、寸步难行时候，都是要变法维新、想办法变革。我们知道的几个重大变法，一是商鞅变法。公元前356年先秦秦孝公时期。这是我们有历史记载以来最完整的一次变法，他的历史背景就是当时的秦国积弱、积穷、积困，在所有战国诸侯国中是最弱、最贫困的一个，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孝公从魏国把商鞅请到秦国开展变革，他变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政治上，废除世袭制，建立县治政权，我们今天的县就是2300多年前商鞅变法时期提出的，地方官员统一由中央任命，增强了中央朝廷集权；在军事上，鼓励战功、奖励军功，战功赫赫的可以封爵；在经济上，鼓励农耕、废除井田制，土地可以买卖，使封建社会更加完善；在管理上，他统一度量衡。这些变法措施极大地改善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使得秦国国强民富，但最后，秦孝公去世后，保守派势力掌权后又开始复辟，商鞅最后被实行车裂。二是王安石变法。公元前1069年，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是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法学家，当时北宋在军事上积弱，长期受北方辽国、金国等若干少数民族的侵略，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改变“三多”，也叫做“改三约”，多官：王安石出任宰相之前，当时北宋一个职位有若干个官，就像我们说的一个局长配备若干个副局长、若干个局长助理等；多兵：全国养的兵特别多，但是不精，当兵吃皇粮；多消费：各级政府或者各级衙门公款消费严重。通过王安石改革，使得当时的北宋兵强国富、国库充盈，北宋的历史又延长了若干年，但是后来也是被保守派复辟，彻底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改革，使他变法成果付诸东流。三是张居正变法。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作为一代帝师，他改革变法之前，万历皇帝包括朝廷的一大批官员，已经到了用红薯来代替发薪水的地步，所以他用他的威望强制推行“一条鞭法”，挽明朝大厦将倾，并让明朝多延缓了若干年。他重用戚继光，平息北方少数民族叛乱，给海瑞平反后不重用他，把他闲置起来，原因是海瑞有政德而无政绩，重清名而轻职责，当官只重视自己的名声，而不重视为官一任的职责，我们今天讲的是“为官一任，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为官的职责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你就该负责，但是你没有认真履行职责，严格地讲，你虽然在生活上、经济上没有腐败，但是这是典型的政治腐败，当官不作为就是最大的腐败。我们普遍认为的犯罪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的犯罪，一种是不作为的犯罪。作为的犯罪就是法律规定你不能干的事你去干了，比如杀人、强奸、抢劫、放火、贩毒，这些是法律明文规定不能干的事情，你去干了，就是作为的犯罪；另外一种是法律规定你应该去干的事情你没有去干，这是不作为的犯罪，比如我们通常讲的失职渎职。

以上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次变法。到了今天，我们来谈法治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也是经历了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是我们党从十年浩劫的沉痛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总结这段沉痛的教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要建立完善法律制度，只有完善了法律制度，让国家和个人都在法律的框架和约束下从事生活、工作、劳动，整个社会才是有序的。当时提出法制16个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直以来指导着刚刚起步的中国的法制生活环境。

一直到1997年党的第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过去的“法制”变为“法治”，这是我们党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宪法第五条第一款确定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任党中央，对法治更加重视，早在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专门研究法治建设，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也是我们党第一次如此高规格专题研究法治问题。到了2017年中央机构改革，还专门组建了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在司法部，足以说明这一届领导人对法治的重视程度。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正式颁布的有效法律为295部，行政法规及文件674部，部委规章及文件3928部，地方性法规规章22123部，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环境活动、文化活动、网络虚拟社会活动等方方面面均做到了有法可依，一个完善的健全的法治体系已经形成。

既然有法可依了，我们总结了法制以来二十年的经验，提出了新的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首先是科学立法，立法要科学，要与社会经济文化相适应。严格执法，好理解，执法要严。公正司法，“司”在汉语中就是掌握的意思，古代有“三司制”，司马，掌握兵马的大元帅，带兵打仗；司徒，掌握法典；司空，掌握农田水利建设。过去内燃机时候火车要烧锅炉，加煤炭那个就叫司炉，到今天我们还叫驾驶员司机，掌握机器，掌握法律的就叫司法。在我们的哲学词典、法学词典、文学词典包括中华词典上，司法机关特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第十九次全国公安会议（1996年2月）明确提出，公安机关是武装性质的特殊行政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同理，国家安全是相同司法机关。最后是全民守法，这个是我们从人治到法治建立起的一套有效完整的法律、法治体系和制度。

道德篇

法律是显露和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和隐藏的法律。道德和法律本质上都是规范人类行为的准则，一个是写在法典上，一个写在人们心中，没有道德的支撑，法律难以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当然也难言良法、难图良治。而没有法律的保障和现代法治环境，道德也将寸步难行。

2019年10月27日，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结完善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基础上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纲要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是适应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是促进全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坚持法德兼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以法律体现道德理念，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推动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全面体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为弘扬主流价值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

在这里我们就要弄明白道德的起源和其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关系和作用。

“道”是中华民族认识自然为己用的一个名词，意思是万事万物的运行轨道或轨迹，也可以说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德”的本意是顺应自然和社会客观需要去做事，不违背自然规律发展而后去发展社会、提升自己。“德”字最初本意是七曜自然运行的轨迹，后来“德”引申的意思是直观所行之路的方向，遵循本性、本心，顺乎自然便是“德”，本心初、本性善，本我无便成“德”。

在道家思想中，道代表自律，是道家世界观的核心，德代表顺应自然的法则，是道家方法论的核心。

道德是组合词，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它通过社会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道德一词出自先秦思想家老子《道德经》，但是它还没作为连体词使用，真正作为连体词使用第一次出现是荀子的《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意思是：所以说学习到了《礼记》才停止，才算达到道德之顶峰。荀子提出以“书、诗、礼、乐”传授弟子。就是《尚书》（记录政事）；《诗经》（中和之声的极致）；《礼记》（是法律的前提，是多种条律的总纲）；《乐》是指音乐、舞蹈、诗歌三位一体，即五声八音之乐。在西方，道德一词出自拉丁语，意为风俗习惯。欲望产生活动而不产生理性，理性分辨对错却不产生活动，因此说道德是起源于人的欲望和理性的统一。

我们通常说要做有道德的事，什么是有道德的事呢，就是社会普遍认可、可以增进人民幸福感、促进社会进步的事。马克思主义论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没有任何一种道德是永恒不变的。中国传统道德是伴随着传统文化而产生和发展的。在几千年的封建人治社会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儒家文化思想对道德的影响。先秦时期的孔、孟之道就是儒家思想的起源，后来在春秋后期战国又提出百家争鸣，公元202年刘邦建立汉朝，传位长子汉惠帝刘盈，他推出“无为而治”，对战后千疮百孔的中华大地休养生息，解放生产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再到后来的文景之治，使汉朝进入了一个较为繁荣富强之景，也为第七任汉武帝刘彻奠定了坚实基础，刘彻在位54年，在政治上继承和巩固了文景之治的成果；在军事上开疆拓土，平定北方若干少数民族叛乱；在经济上重视农耕的同时开辟了丝绸之路；在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重用董仲舒，建立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提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为基础，形成道德的基本准则。在当时对统一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地位起到很大作用。后来的唐宋元明清历代在继承和发展中，都维护了儒道合而为治政策，巩固封建人治统治。

我们今天讲传统美德是把封建糟粕去掉后的部分，主要包含：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到今天，我们党带领全体人民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在继承和发扬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后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顺应时代的价值取向，也是新时代道德的核心。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内容还包括：“无私奉献、一心为公”是集体主义道德观的最高层次，是共产党员、先进分子的努力目标；“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是具有较高社会主义道德觉悟的人能达到的要求，当然，季羡林先生（当代国学大师、前北京大学副校长）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人只要他有一半为自己、一半为他人和社会，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伟大的人，为他人和社会的比例越高，他就越高尚、越伟大；“顾全大局、遵纪守法、热爱祖国，诚实劳动”是对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此外，我们还提出了明确的社会公德：“文明礼貌、助人为乐”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基本要求；“爱护公物”是社会主义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保护环境”是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遵纪守法”是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公共生活秩序的重要条件。家庭美德：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职业道德：“爱岗敬业”是最基本的要求；“诚实守信”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办事公道”是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办事；“服务群众”就是要热情服务；“奉献社会”是最高层次要求。

在管理学中有一个词叫“彼得高低现象”，表现为：厌职（对职务没有激情、没有活力）、时间不属于自己（被动，不能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比如一人总是忙，睡三更、起五更，眼睛一睁忙到熄灯，总是去抢别人的事干。

如何做一个好领导，就是做好三件事，“目标、用人、监督”，组织给你配备了若干资源，你如何让这些资源搭配发挥最好作用。另外就是为官一任要“发展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带出一批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干部”，这才是人民群众喜爱的好官。

美国前任通用电气总裁杰克·韦尔奇说过，成功对你来讲就是努力工作，得到组织和团队的承认，使你成为领导，但是当你成为领导以后，成功对你的全部含义就是让你的下属尽快成为领导。修德是我们每个公务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一生必备课程，官员之所以腐败，都是在道和德上出了问题。蔡元培先生曾指出：若无德，虽体魄智力发达，只能助其为恶。

如何做官，历来先贤均有明示，但我认为梁启超先生提出的：“清、勤、慎”三个字最为实在。就是说为官要清，古人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两袖清风去，古来有几人”的说法。从政要勤，不要懒政惰政，要树立无功就是过的思想造福一方。用权要慎，不滥用职权、不以权谋私。

在处理群众集体上访时，我曾对部分干部提出过要抢占三个制高点：道德制高点、法律制高点、舆论制高点。只要占领了这三个制高点，我们就能任凭风高浪急、稳坐钓鱼台。另外，还要学会让三种思维有机结合，即道德思维、法律思维、经济思维，否则就会出现你辛辛苦苦、熬更守夜为百姓办事，反而遭遇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的现象。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