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掌握和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既需要严肃认真、理直气壮地进行思想斗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也需要讲究科学的方式方法，甚至要增强艺术性。邓小平一再提醒，“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实现批评的严肃性、战斗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要和风细雨、与人为善

批评的态度是否是善意、真诚的，至关重要。为什么有些同志会乐意接受批评，而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也不愿意接受批评呢？这同批评者的态度是不无关系的。

邓小平强调，开展批评时，必须抱着和风细雨、与人为善、以诚相见的态度，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理服人，绝不能采取冷嘲热讽、粗暴生硬的态度，也不能咄咄逼人，急于求成。在批评态度上，不能单纯地认为态度愈严肃愈好，用词愈尖锐愈好。只有善意的批评，才会达到双向的情感交流，同时为被批评者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扫除思想障碍，这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道理。邓小平还强调，坚持对思想性质的问题用教育和疏导的方法去解决，把握好“度”。他说：“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

提倡当面批评

“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是党内同志式关系的正常体现，不仅体现一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坦荡胸怀，而且体现一种浩然正气、光明磊落的政治品质。

邓小平一贯强调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公开、直接。他说：“有了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问题就不是在下面乱讲，而是摆到桌面上来。”有话放到桌面上，就是要有把批评、表扬抑或肯定、否定等都摆到桌面上来的正气，真正做到开诚布公、坦诚相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而不是说假话、说空话、说套话，也不是遮遮掩掩，当面不说、背后瞎议论，人前充当“老好人”，人后变成“两面派”。在党的政治生活中采取这种方式发表意见，经过集思广益，达成共识，而使那些企图在党内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搞团团伙伙的两面派无法施展其伎俩。党中央把共产党员“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写进了《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提供了准绳。

与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建设结合

邓小平精辟地论述道：“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需要有相应的法规、制度作保障。因此，开展党内批评应该从制度方法这个根本上，借此把政策、制度、规定和措施完备起来。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通过建立、健全一整套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他还说：“人人要过支部生活。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共中央逐步建立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和监督制度，党内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逐步走向正常化、制度化。例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扎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又如，1981年8月，中组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制度的通知》第一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将民主生活会的时间、范围、内容、意义、目标等制度纳入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是关键

领导干部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敞开党内批评的大门。邓小平说：“党内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能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领导干部既是组织者，又是参与者，既要当指挥员，更要当战斗员，对其他党员具有示范、引导和带动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

首先，对一些重大是非问题，领导干部要敢抓敢管，立足党内团结善于领导开展批评。在这方面，邓小平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例如，邓小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睿智和魄力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随后又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其次，领导干部要带头克服面子观念，自觉地进行诚恳而公开的自我批评，要用平等的态度待人，对于批评和建议应虚心听取，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邓小平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典范。1986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说：“‘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

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

党内政治生活既需要来自上级的批评监督，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批评监督。邓小平指出：“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对于发展批评有决定的意义。”

党内批评最难形成自觉行动和良好气氛的，就是自下而上地对领导干部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批评。党内对于来自下面批评的问题在于：一是有些党员干部对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抱有疑虑，一听到批评的意见，就暴跳如雷，反唇相讥，当场给批评者难堪，有的甚至对批评者要挟报复；二是有些党员干部对来自下面的批评无动于衷，你批你的，我做我的。这两种倾向都是需要防范的。

一方面，要形成引导、促进“普通党员敢于批评，领导干部乐于接受批评”的浓厚氛围。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主动深入基层，增强群众工作能力，提高听取群众意见的自觉性。对待来自群众的批评要采取热忱欢迎的态度，并迅速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得自下而上的批评真正有效果，还要努力营造党内民主生活气氛，尊重和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和批评权利，让他们有充分机会提出建议和要求。另一方面，必须与压制批评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针对党内存在利用职权压制批评的不正之风和不良倾向，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党员对党，对工作，对问题，对领导人，都有权按组织原则，在党的范围内，提出批评和意见，并且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用任何形式压制民主、公开阻止和破坏自下而上的批评的行为，都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容忍的，都要坚决与之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