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这是1935年3月20日，刘伯坚烈士就义前写给妻子王叔振的最后一封家书，字字句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字里行间浸透着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舍小家为大家、舍小义取大义

　　刘伯坚1895年出生于四川省平昌县。赴欧洲勤工俭学期间，和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底，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被推举为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人。1926年8月，刘伯坚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应邀到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即原西北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坚于1928年重返苏联学习军事，期间出席了中共六大。学习结束后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刘伯坚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革命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初，刘伯坚率部队转移突围，在战斗中身中数弹，不幸负伤被捕。在狱中，刘伯坚大义凛然，写下了《带镣行》等诗篇。3月21日，刘伯坚英勇就义。

　　临行前，敌人问刘伯坚，还有什么后事要办？刘伯坚：有，第一，要写封家信，交代我们子孙后代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关。葬在梅关，站得高，看得远，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

　　刘伯坚在狱中共写下四封家书，其中三封写给妻子的兄嫂，一封是写给妻子的绝命书。书信言词间饱含拳拳父爱、鹣鲽情深，真实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舍小家为大家、舍小义取大义的情怀。

　　坚守崇高理想信念与追求

　　由于工作需要，刘伯坚不得已与家人分离，舐犊之情更是让他对三个年幼的孩子非常想念。在写给妻嫂的家书中，刘伯坚多次提及孩子，信中详细描述和记录了两位幼子托付的地方和人家。这背后是一位身为革命者的父亲的深深牵挂，也表明斗争形势的艰难。

　　刘伯坚的家书不仅饱含牵挂，还对孩子们提出殷切期望：“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

　　刘伯坚为三幼儿所设想的人生之路，不是追求大富大贵、功成名就，而是希望“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在给妻子的绝笔信中，刘伯坚亦不忘嘱托把孩子养育成人，希望爱人“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多年后，刘伯坚的二儿子刘豹生仍能回忆起自己被送走的那个夜晚，腿部受伤的父亲拄着拐杖站在漆黑的山间小路上，他哭喊着不愿离开的情景。他也曾埋怨过父亲的“狠心”，但在一遍遍重读父亲的家书后，渐渐读懂了父亲的赤子之心：有国才有家，父亲的爱是大爱，是一种超越于家庭之上的家国情怀。

　　骨肉分离难忍，但为了革命，王叔振将刚出生未满月的三子刘熊生留在当地寄他人抚养，在家书中写下了“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承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的光荣”的内容。

　　因为身份保密的原因，直到1965年，刘熊生的身份才被公开。1979年，在父母牺牲44年后，年近半百的三兄弟首次聚首。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刘伯坚在家书中预见到了人生即将终结，但他坦然接受这一杀身成仁的结果，并拒绝家人设法营救自己。他在信中特别叮咛亲友们不要将他被捕之事告诉曾经的“友人”——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冯玉祥以及国民党上层人士于右任等人，更不要请他们出面营救。主要原因在于，他深知自己“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不愿“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刘伯坚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他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写道“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表露出“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的决心。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

　　刘伯坚“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四川的家“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鉴于三个幼子的养育还需要累及兄嫂，为此他信中恳请兄嫂的明达和理解，“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刘伯坚等革命先烈身上展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奉献牺牲精神，激励着无数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开国上将宋任穷评论刘伯坚的家书时说：“伯坚同志在就义前一天和当天写的两封信，字迹如往常一样工整端正，遒劲有力。全信洋溢着对祖国、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和热爱，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概，闪烁着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的光辉，读后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是刘伯坚对自己短暂一生最好的总结。刘伯坚毕生不懈追求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即便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亦从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