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八十七岁高龄了。在六、七十年代，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在区属下面的生产大队当大队长、民兵营长。父亲管“五类分子”、管“地、富、反、坏、右”非常认真，对一些父亲认为是坏的我们的行为也从不放松，稍有不慎就“黄金条子出好人”，唯一不管的是当时在温宝线下挣扎的我们的衣食。母亲多次苦口婆心劝父亲回家管管那个贫困的家，抱抱幼小的我们，父亲不但不听，反而骂母亲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因为父亲干“革命工作”的认真态度，导致“文革”期间被围攻腰部严重受损，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人也受父亲的牵连，经常受到周围村民的歧视和戏虐。“文革”结束后，父亲佝偻着经常疼痛的腰回到家中，成了一个需要人照顾的“病人”，我家也成了当时生产队最贫穷的一户人家。对父亲，我们没有太深的感情，只有怕和恨。
几十年过去了，什么都发生了变化，母亲因为父亲不管家而劳累过度，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两个姐姐也因为家境贫寒读不起书而成了文盲。唯有父亲对党的忠诚之心没有改变，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农民，我父亲没少交一分党费、没拖欠过一次党费。每次通知过组织生活总是提前到会。只要是村委会通知党员开会，不论是烈日炎炎的夏日还是寒风剌骨的冬天，父亲从不迟到，更不会缺席，有好几次天下着大雨，路途遥远，我们都劝父亲别去了，可待我下班回家却没了父亲的踪影，原来，父亲还是打着雨伞自己步行去了（因为父亲年岁大了，摩托车后座父亲不敢坐）。
2010年8月31日，我处理完办公室的工作去看父亲，因为我去晚了，父亲已睡了，听到我的声音，父亲便从床上爬了起来，激动地告诉我：“明天要去村委会参加党员大会”。虽然这几天小雨不断，山路泥泞，但我知道父亲的性格，劝父亲别去也是罔然。只好说：“我找车送你去吧！”父亲还是和往常一样：“你忙吧，我自己去。”第二天一清早，还不到七点我就来到父亲的住处。父亲银白的头发向后梳着，衣着清洁整齐，党徽已端端正正地佩戴在左胸前，从小木箱里翻出党费证紧紧地攥在手里。看着我的到来，父亲没有象昨天见我那样兴奋，不高兴地责怪道：“咋过才来？要不是你说要送我，我早走了。”我笑着说：“爸爸，车跑得快。八点钟开会，还早着呢？”
我们赶到村委会，走进会议室，已有十几名老党员入座了。见我父亲到来，父亲们忙站起身说：“老张，你来了，今天你终于‘落后’了！”我紧挨着父亲坐下，很快，整个会场座无虚席。大部分党员都是四十岁左右的父亲或母亲，象我父亲这样头发斑白的老人为数不多。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认真聆听着村主任的讲话。
我很少和父亲在一起。小时候，父亲在外干“革命工作”，一年只有几天在家，为了“革命”，父亲几乎不管我们的饥寒冷暖。我可能是父亲遗传的缘故吧，长大后，我也工作很忙，很少回家，很少和父母亲在一起，偶尔节假日回到父母身边，也是吃完饭就走，连听父亲唠叨的机会都很少给父亲，对于父亲的思想、生活和过去的一些事，我确实是知之甚少。
下午是自由发言，集体讨论。所有党员都争先恐后，积极发言。村主任可能考虑我父亲年龄最大，让我父亲第一个发言。我父亲声音洪亮，思路清晰，父亲毫不推辞，便一、二、三地讲开了，我在一旁生怕父亲讲出什么年轻人不乐意听的话，忙拉扯父亲的衣角：“爸爸，别讲了，别讲了。”父亲我行我素，只顾不停地讲，根本就不理我的劝阻??/div>
我想，国家机关领着高薪的党员同志有时参加党员大会还会稀拉迟到，个别党员还不太情愿交纳党费。是什么力量使这样一群无固定收入的老党员风雨无阻、长途跋涉来参加党员大会，是什么力量使父亲们分文不少地按时缴纳党费，是什么力量使父亲对党如此忠诚，真可谓“党叫干啥就干啥，党的指挥棒指向哪就走向哪。”此时，我开始理解父亲，佩服父亲，尊敬父亲。也终于理解了当年父亲的“革命工作”。
一天的会议终于结束了，回到家我对父亲说：“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不是你们那个年代了，你少说为佳，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话万一得罪了他们咋办，我因为穷没读过多少书的在农村的弟弟妹妹是要吃亏的呀！”这些年来很少发火的父亲竟火昌三丈：“看不贯的我就是要说，该提的意见建议就是要提，我是为父亲们好，为了使父亲们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总有一天父亲们会明白的。你要不乐意听我没叫你听！”
（作者单位：巧家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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